智通财经APP获悉，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影子银行”如今管理着250万亿美元资产，占全球金融资产的49%。与此同时，对冲基金管理的总资产规模相较2008年已膨胀15倍。近期，因对冲基金大规模平仓高杠杆交易引发债券收益率飙升，不少人开始担忧：这个监管缺失的行业，会否成为引发新一轮2008式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影子银行”这一概念由经济学家保罗·麦卡利在2007年提出，彼时距离雷曼兄弟倒闭仅一年有余。很快，市场便意识到，宽松信贷是次贷危机的催化剂，这场危机曾让全球金融体系濒临崩溃。近二十年后，特朗普混乱的关税政策引发债市抛售潮，人们再次陷入对流动性危机的恐慌。
2008年金融危机揭示了一个事实：许多非银机构同样参与放贷业务，却未受到与银行同等程度的监管，尽管它们对金融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而这一次，市场焦点从投行和房贷机构，转移到了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公司身上。以美国国债市场为例，收益率的异常波动暴露出对冲基金高杠杆交易如何在活跃货币市场的同时，也可能在市场崩盘时对经济造成系统性冲击。
银行将客户存款转化为长期非流动性资产，如住房抵押贷款和商业贷款;影子银行机构本质上做着类似的事，只不过它们通过向投资者募集和借贷资金，而非依赖储户存款。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米特·塞鲁指出，尽管“影子银行”这个词听起来颇具负面色彩，但这一体系本身并无原罪。事实上，将高风险借贷业务移出传统银行体系，反而有助于增强金融系统的韧性。他表示，“这一点常常被忽视。”
对冲基金的风险承受能力远超银行。由于其资金主要来自愿意长期锁定投资的高净值客户，这使得基金在面对短期亏损时更具缓冲空间。塞鲁强调，这些投资者在债券及其他证券市场的价格发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基差交易”为例，对冲基金通过买入国债并卖出相关期货合约，捕捉微小的价格差异获利。这类套利行为，有效填补了共同基金、养老金、保险公司等机构对国债期货的旺盛需求的缺口。
然而，为实现套利收益，对冲基金往往需要大量举债，杠杆倍数有时高达50到100倍。一旦价值8000亿美元的此类交易集中平仓，短期债券市场将遭受重创。
“这会引发连锁反应，”塞鲁警告，“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这种多米诺效应。”
下一个雷曼兄弟?
尽管对冲基金不依赖储户存款，但这并不意味着危机爆发时政府能袖手旁观。早在2008年颇具争议的银行救助行动十年前，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就曾因“大而不能倒”受到政府干预。
LTCM的核心业务是通过高杠杆押注债券市场套利机会，巅峰时期其管理的固定收益资产约占全球总量的5%。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导致该基金遭受毁灭性损失。为防止危机扩散，美国政府协调华尔街银行注资36亿美元，助其有序清算——在当时，这堪称一笔天文数字。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系主任伊泰·戈尔茨坦直言：“如今我们面临的风险敞口，远比当年大得多。”
十年后的2008年，雷曼兄弟与贝尔斯登相继倒闭，不仅威胁到美国银行体系，连房利美和房地美等政府支持企业也岌岌可危。尽管这些投行并不吸收存款，但短期债券市场仍瞬间冻结。信贷紧缩随之而来，银行与企业陷入资金枯竭的困境。
此后，《多德 –
弗兰克法案》(Dodd-Frank)不仅大幅加强了对大型银行的监管，也将非银行贷款机构纳入管控范围。然而，影子银行规模反而在危机后呈爆炸式增长。金融稳定委员会数据显示，如今其资产规模已达250万亿美元，占全球金融资产近半壁江山，2023年的增速更是传统银行业的两倍有余。彭博数据表明，对冲基金管理的总资产相较2008年增长了15倍。
《多德 –
弗兰克法案》中的“沃尔克规则”禁止投行进行自营交易，限制其通过激进套利行为充当做市商。这一空白随即被对冲基金填补。但对冲基金对短期债务的依赖，以及监管缺位，使其面临与2008年相似的质疑：它们规模庞大，一旦崩塌，是否也会“大而不能倒”?
戈尔茨坦警告：“对冲基金一旦爆雷，不仅会冲击银行等金融机构，还将波及实体经济。”
ETF供应商Simplify Asset
Management投资组合经理兼首席策略师迈克尔·格林指出，当前美国银行业增长最快的业务板块，正是向对冲基金、私募股权、信贷公司及“先买后付”平台等影子银行机构放贷。美联储数据显示，相关贷款规模已突破1.2万亿美元。格林曾创立由乔治·索罗斯注资的对冲基金，并管理彼得·蒂尔的个人资产，他认为，类似2008年的危机爆发可能性极高。
“风险概率已大幅上升，二者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他断言。
以基差交易为例，一旦市场承压，对冲基金可能因追加保证金等压力被迫大规模抛售国债，而市场往往难以承接如此巨量的卖盘。这种流动性危机的担忧会迅速蔓延至回购市场——这个以美国国债为主要抵押品的短期借贷核心领域。
这一幕曾在新冠疫情初期上演，迫使美联储在数周内紧急购入1.6万亿美元国债。而在近期的债券抛售潮中，经济学家与市场观察人士时刻关注着央行是否会再次出手干预。金融研究办公室数据显示，过去两年间，美国十大对冲基金的回购借款规模翻了一番，达到1.43万亿美元。
监管困局
部分学者建议美联储为对冲基金设立专项贷款机制，以应对国债市场危机。然而，若国会共和党成功推动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限制政府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认定，这一方案将沦为空谈。
塞鲁指出，监管影子银行机构始终面临两难抉择：若按传统银行标准对其严格管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与资金配置效率将受影响;但若放任自流，即便基金仅用自有资金冒险，风险传染的隐患依然存在。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塞鲁坦言。
此外，仅针对对冲基金加强监管可能收效甚微。毕竟，当投行因监管收紧而受限后，对冲基金便迅速填补了市场空缺。正如戈尔茨坦所言：“这样的监管并不能让金融体系更安全。”
尽管塞鲁反对过度监管，但他强调，提升公开市场与私募市场的透明度至关重要。例如，若对冲基金大量承担风险，必须明确其与受政府担保的金融机构(如华尔街大行)是否存在关联。
他认为，一旦发现影子银行机构的风险敞口可能威胁金融系统稳定，就应要求其满足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标准。不过，塞鲁也提醒，风险往往暗藏于细节之中——正如2023年硅谷银行的倒闭所示，即便是受严格监管的传统金融机构，危机爆发前也可能毫无征兆。
“无论是监管机构还是市场本身，都应保持敬畏之心，”塞鲁总结道，“因为两个领域都潜藏着未知的风险。” 在复杂风险隐匿于暗处的当下，更是如此。
